打印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簡稱APEC)是亞太地區層級最高、領域最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海峽兩岸均參與其活動。除了世界貿易組織（WTO），APEC是臺灣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最重要平臺，臺灣地區參加APEC活動遵循一個中國原則。
一、APEC基本情況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立于1989年。上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國際形勢趨向緩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上升。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趨勢漸成潮流，加強合作、互相協調成為亞太各方的共識。1989年1月，澳大利亞總理霍克訪問韓國時提出“漢城倡議”，建議召開亞太國家部長級會議，討論加強經濟合作問題。同年11月，澳、美、日、韓等國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屆部長級會議，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立。
APEC現有正式成員21個，觀察員3個，其宗旨為“支持亞太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繁榮，建設活力和諧的亞太大家庭，捍衛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鼓勵經濟技術合作，保障人民安全，促進建設良好和可持續的商業環境”。21個成員的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GDP約占世界總量的56%，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一半。APEC采取自主自愿和協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作決定須經各成員一致同意。該組織共有5個層次的運作機制：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部長級會議、高官會、委員會和工作組以及秘書處。APEC成員間合作集中于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等經濟領域，現已成為亞太地區甚至全球范圍內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經濟組織。
二、臺灣地區參與APEC的由來與安排
APEC成立后對中國加入持積極態度，美國曾提出中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同時加入。1990年5月，中國政府對香港、臺灣地區加入APEC問題提出方案，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臺灣、香港作為地區經濟體加入APEC。同年7月，APEC第二屆部長級會議表示歡迎中國加入APEC，并委托1991年APEC東道主韓國與中國接觸。此后，中國政府與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高官會主席李時榮進行了六輪談判與磋商。1991年8月，APEC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通過決議，確定臺灣以“中國臺北”名稱和“地區經濟體”身份參加APEC。中國、中國臺北、香港正式加入APEC，開創了中國以主權國家，臺灣與香港以地區經濟體加入國際組織的“APEC模式”。
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臺灣地區加入APEC的實踐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處理臺灣地區參與的名義和身份。
為解決臺灣地區和香港加入APEC的身份問題，1992年10月2日，中國政府與APEC就中國大陸、臺灣地區、香港加入APEC簽署諒解備忘錄。其中明確規定：中國作為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臺灣、香港作為地區經濟體以“中國臺北”（Chinese Taipei）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稱同時加入APEC；臺灣地區只能派主管與APEC有關的經濟事務官員參加會議，臺“外交部長”和“副部長”不得參加APEC外交部長會議；APEC各方將嚴格遵守并確保上述協議的實施。隨后，中方代表秦華孫就APEC不得在臺灣開會問題，與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高官會主席李時榮以互相致函的方式表明中方立場，并告知各成員。臺灣方面在簽署備忘錄時也做出三項承諾：由于APEC屬于經濟體性質，所以臺方同意用“中國臺北”的名義加入；臺方同意參加部長級會議的代表是“經濟部”負責官員；臺方“外交部”參與會議的代表則以“資深官員(司長)”為主。
1993年11月，在美國倡議下，APEC在西雅圖召開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臺灣當局借口諒解備忘錄沒有就臺灣參加領導人級別會議做出規定，試圖推動李登輝出席。在遭到大會拒絕后，臺灣當局又提出由時任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蕭萬長，以李登輝“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份出席。中國要求臺灣方面人士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問題，應根據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經過協商，中美最終在諒解備忘錄基礎上達成一致，即臺灣地區領導人不能參會，須委派經貿界代表參加。最終，蕭萬長僅以“經建會主委”身份參加西雅圖會議。這后來被稱為是規范臺灣地區參與APEC的“西雅圖模式”。
三、臺灣當局將APEC視為擴大國際參與的重要平臺
APEC是目前臺灣參與的重要國際多邊機制，臺當局一直將其視為擴大國際空間的政治舞臺，采取不同方式和策略爭取能見度。
（一）利用選派代表提高參與級別
臺當局在選派參會代表的問題上，不同時期采取的做法有所不同。
一是李登輝時期采取各種方式試圖突破參與APEC層級。1994年，臺當局企圖讓李登輝參加在印尼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印尼政府表示遵守“西雅圖模式”。1995年，臺當局再次策劃李登輝出席在日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日本政府拒絕后，臺又提出由“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出席，仍被否決，最后派辜振甫以“經建會委員”的身份出席。1996年，臺繼續爭取李登輝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APEC會議，失敗后又將辜振甫的“經建會委員”身份改為“總統府資政”名義出席，圖謀突破出席非正式會議的層級，但未如愿。1997年到2000年，臺灣當局分別派出辜振甫、“經建會主委”江丙坤、“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等出席APEC會議。
二是陳水扁執政后在參與APEC問題上謀求實質性突破。2001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召開。臺當局為突破“現有框架”，先提出陳水扁為參會的“唯一人選”，遭拒后提出由“總統府資政”、“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但因不符合APEC諒解備忘錄，臺灣最后未派人參加。2005年，陳水扁聲稱要指派“立法院長”王金平為代表出席APEC會議，失敗后改派前“行政院副院長”、時為民間人士的林信義參加。2006年陳水扁身陷貪污弊案后，改派經濟界人士出席APEC，如時任臺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謀、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等。
三是馬英九執政時以務實姿態處理參與APEC事宜。2008年馬英九執政后，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開始協商處理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馬英九當局提出連戰以民間組織“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參加APEC，為大陸接受。此后，連戰5次代表臺灣參與APEC會議，并與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2013年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會見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馬英九時期，兩岸建立政治互信并形成良性互動，連戰和蕭萬長以智庫董事長身份連續參與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實現與國家領導人會面和商談。
四是蔡英文上任后推動“踏實外交”，繼續利用APEC拓展國際空間。蔡當局提出以“務實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提升參與國際組織的質與量”作為重要目標。2016年和2017年，蔡當局指派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作為“代表”參加APEC會議，企圖利用宋楚瑜在兩岸關系上的角色擴大臺灣的國際能見度。2018年蔡當局指派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作為“代表”與會。
（二）將參與APEC作為擴大國際接觸、提高能見度的機會
APEC規模大、層級高，臺當局一向將其視為擴大與各國政要接觸、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的重要平臺。
一是尋機在國際社會搞“兩個中國”。李登輝當局曾利用參加APEC，炒作“臺灣問題國際化”，制造海峽兩岸對立。1993年江丙坤代表臺灣出席西雅圖APEC會議，按照李登輝授意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口號，蓄意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
二是利用機會與美日等接觸對話。APEC會議期間，經濟體領袖和官員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會面為臺灣代表提供了“社交平臺”。臺代表特別重視安排與主要經濟體領袖代表會面或短暫對話，以制造臺灣“國際活動空間的突破”。2018年11月張忠謀代表臺灣出席APEC會議，與美國副總統彭斯會談，被蔡當局視為一項“重要突破”。
（三）利用APEC擴大臺灣對外經貿交流合作
臺灣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將APEC作為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重要平臺。
一是積極參與各層級APEC會議及活動。為掌握亞太區域經濟發展趨勢，臺灣參與APEC各項會議活動。從經濟領袖會議到工作小組會議等，APEC每年舉辦約200場會議，2017年臺有關部門出席184場。臺灣以這些會議及活動為平臺，加強與各成員的互動交流，為擴大與APEC成員的經貿合作、推介臺灣創造機會。
二是依托自身發展經驗提出新議題并舉辦活動。臺灣以成為“APEC建設性會員”為目標，在中小企業、糧食安全、衛生合作及緊急應變等優勢領域提出倡議和意見。近年來主要提出并執行“女性經濟創新發展多年期(2013-2016)計劃”、“強化公私部門伙伴關系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多年期計劃(2013-2018)”、“APEC中小企業O2O新商業模式倡議”等各項計劃和倡議。臺灣還舉辦“婦女與經濟論壇”、“中小企業O2O國際論壇”、“APEC降低糧損與浪費專家咨詢會議”等會議和活動。
三是爭取在優勢領域的工作小組或次級論壇謀取職務。截至2017年底，臺灣方面在APEC擔任的職務包括：能源工作小組(EWG)主席、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WG)主席、“能源資料與分析專家分組”(EGEDA)副主席、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能力建構網絡”（CBN）分組協調人及副協調人、“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研究發展督導委員會共同主席、“科技創新政策伙伴”（PPSTI）分組主席、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置次級專家小組共同主席、APEC企業咨詢委員會(ABAC)“微型及中小企業創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及ABAC“數位創新工作小組”主席等。臺灣方面認為，這些職務有利于其更好利用APEC平臺擴大同其他國家的經濟交流合作。
《臺灣周刊》201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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